政府：
优化方案骤减移植数量
南京市民以及社会各界对“梧桐让路”行为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南京市政府的重视。3月15日，南京市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陆冰率领南京市地铁建设指挥部、南京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一同前往地铁3号线浮桥站、常府街站、夫子庙站等进行现场调研，重申了将尽量少移树的态度。
“政府正在积极优化地铁规划方案，特别是对大树古树的移植，从严、慎重地进行审批，以后所有相关的大树古树移植都会先行公示。”南京市政府新闻联络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
如何尽可能少地移植大树？南京市政府称，地铁指挥部曾采用多方案研究，重点车站在选址上更是提出几套方案进行比选论证。同时压缩站台宽度，减少出入口数量和尺寸，将地铁施工对绿化的影响降到最低。为了实现少移树，相比一号线和二号线的出站口，地铁三号线的站点会小不少。业内人士指出，这一改动其实是个两难选择，小出站口将面临地铁大人流的压力。
随着各方的关注以及政府的重视，因地铁建设需移植的行道树数量正在骤减：根据目前的优化方案，地铁三号线浮桥站的站台设计，由原来的路西侧改为了路中间，这样一来需要移植的树一下子减少了188棵，需要移植的是西侧的水杉及东侧的薄荷山核桃，共142棵。常府街站建设，需迁移法国梧桐57棵，广玉兰2棵。而施工难度较小的夫子庙站，则只需移树八九棵。
“树也是有生命的，我们要用尊重生命的态度来对待每一棵树的移植和养护工作。”南京市副市长陆冰表态称，要尽可能让每一棵大树移植后都能成活。
反思：
历史保护和发展如何平衡？
事实上，城市历史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间争议和反思者可分成“保护派”、“发展派”两派。“保护派”声称，“一个城市如果罔顾历史，只顾眼前短浅的经济利益，最终还是会变得一文不值”；而“发展派”则讥讽，“老建筑保护者通常都只具有纯文人式思维的感伤怀旧，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起不到任何实质性作用”。
独立策展人、艺术家欧宁说，自己从来不赞成“死硬”式的历史保护主义，“当我们讲到历史保护时很容易就进入一个误区，进入一种死硬派的历史保护主义思维模式里。有城市也的确是需要发展的，却往往被死硬派历史保护主义者的选择忽略掉”。
他认为，政府应在历史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只要是老的东西，一砖一瓦也要死死守护不肯丢手，那是幼稚的表现，因为他们不知道城市更新中能触及多么复杂的细节”，“如今很多地方也具备历史保护意识，但依然极为有限，一般来说重点依然只是在单体建筑的保护，却往往忽略掉一个街道所具有的整体性”。
这种整体性，也体现在群体的情感认同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政府决策的孔繁斌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南京梧桐树“移植”事件，“也许并不触及现行任何法律，但南京人热爱这些引以为豪的法国梧桐的情感，就是治理这座城市时必须遵循的自然法或习俗法。”
矛盾的双方如何找到共赢的契合点？欧宁说，要把历史保护转化成新的发展，也许民间的自我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像北京的南锣鼓巷，最早只是有人在中戏旁开了一个过客餐厅，因慢慢地做得很到位，小业主开始跟风性地进行小型投资，让那条街慢慢地活起来，这便是一种良好的民间的自我发展。它们自己摸索出一种最自然的商业模式，既能够保留历史的痕迹，又能找到新的商业模式来激活这个城区。很多时候一个城市最有魅力的地方来自于这些民间智慧的凝集，从而展现出最优美的自然纹理式的多样性，而不是硬性规划下的枯槁和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