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硕士上班族月入7500元称"没有安全感" 2012-02-27 来源: 新华网
北京人均GDP已达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为什么生活于北京的“我”还是不富裕？
今年来北京人均GDP图表(图片来源：统计局)
新华网讯 毛女士是北京某商场财务部门中层管理人员，每月税前收入约为1.5万元。在她看来，自己的工资水平连“小康”都达不到。毛女士表示，她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为“挣钱”而奋斗着。“我的老板年薪50万，为了生孩子也还在拼命赚奶粉钱”，她说，“我的工资两三年没涨了，但东西却越来越贵”。
毛女士和她的朋友们有个疑问，北京人均GDP已达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为什么生活于北京的“我”还是不富裕？
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 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去年的人均GDP已经接近富裕国家水平，其中北京2011年人均GDP 80394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12447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北京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超过了12276美元的“标准线”。
与此同时，去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903元，仅为人均GDP的约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4736元。从人均GDP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什么会“蒸发”了这么多？
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王建铆表示，从GDP到人均可支配，中间要经过一系列环节,这就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问题。
GDP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项是劳动者报酬，也就是全体劳动者的全部税前收入，包括工资、社保及其他福利，也包括个人所得税。第二项是生产税净额，即政府在生产过程中收取的税收，主要是增值税。第三项是固定资产折旧，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本。第四项是营业盈余，主要是企业的税前利润，包括企业所得税。
王建铆称，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人均GDP的40%是偏低的，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很低的社会保障水平，这一比例比一些富裕国家至少要低10个百分点。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或者说是另外三部分占比偏高。
例如，固定资产折旧是不能参与分配的。如果固定资产折旧数额大的话，总收入中可供分配的就相应减少。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1022亿元，比上年增长23.6%。
税收增速高于GDP增速 去年9月，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不少中等收入的“小白领”从“纳税族”变成了“无税族”。
小李是个税起征点提高的受益人之一，她月收入3700元，扣除“三险一金”后还剩约2800元。“我现在每个月可以少交60多块钱的税，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买件衣服还只能‘淘宝’。”她说。
此前的数据显示，个税起征点提高将使我国纳税人数减少约6000万人，国家财政一年将因此减收约2000亿元。另一组数据是，去年全国税收总收入达到89720.31亿元，同比增长22.6%，增速高于9.2%的GDP增速。
王建铆分析称，从1997年到2011年，我国每一年政府税收的增速都要高于GDP的增速。其中和生产税净额有关的税种的增速略高于GDP的增速，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的增速明显超过GDP的增速。
薛先生经营着一家制造业企业，公司每年营业额约100万元，账面利润率每年约8%，每年缴纳的国税和地税占到账面税前利润的近40%，再加上各种公关营销、人际关系等费用，只能刚刚维持企业运营。去年以来，由于国外经济持续低迷，很多国外客户都取消了订单，让他的日子更加艰难。“虽然去年大幅上调了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我觉得优惠力度还远远不够，抹去的只不过是个零头”，薛先生说，“我希望国家能多向那些大企业、特别是垄断国企多收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王天龙认为，虽然去年我国税制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未来税制改革仍会继续，包括税级、税率、税种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完善、改进的空间。
相关 对收入不满 “幸福感”降低 首都经贸大学近日公布的“2011北京社会经济生活指数”显示，去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幸福指数为72.28，“幸福感”比2010年略有降低。报告分析认为，幸福指数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对收入不满”。
另据近期发布的《第6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城市女性最焦虑的三件事分别是：“物价上涨”、“买不起房”和“家庭收入低”，选择这三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78.2%、39.9%和29.4%。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王天龙表示，从经济学的技术角度来讲，幸福感是用货币来衡量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越高，就应该越幸福。虽然现实中并不完全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收入水平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
王天龙认为，从总量上看，要让人民越幸福，就应该想方设法增加GDP和可支配收入。因此，我国大力发展经济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完善一些公共服务，如国防
安全、医疗、教育等，给国民一个稳定、
安全的外部环境，这样有助于国民提高创造财富的效率。经济发展主要关注“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来说，“公平”相对滞后于“效率”。
案例 月入7500元 “没有安全感” 小姚是北京市某高校2011年应届硕士毕业生，目前在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从事新材料的研发工作。和众多“北漂”族一样，他每天上班要挤地铁，下了班就宅在家里玩网游，因为“外面的那些娱乐消费都太贵了”。他说，自己就是给北京GDP“扯后腿”的，“除了日常开销，我基本没给GDP做什么贡献”。
小姚目前每个月的平均税前收入约7500元，包括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和奖金。扣除五险一金700元及个税227元后，实发工资约6500元。在有些人看来，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这一工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但除去各种开销后，他的积蓄不到工资的一半。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与其他两个同学合租一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房，自己住其中一个十余平米的单间，租金1500元；每个月基本伙食费约1200元，但如果算上应酬（同学、同事近期结婚的特别多），还要多花约500元。加上交通费、手机费、上网费、水电费等开支600元，以及每个月寄回家的500元，小姚每个月的积蓄不足2500元。“我现在没有女朋友，能省下不少钱”，他略带自嘲地说，“不然攒下的钱还不够买一个名牌包，更别说买房子了”。
小姚说，生活在北京让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给加工资，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采写/记者 沈玮青）
收入安全感 - 收入安全感的背后
2012-2-29 | 发布者: 商都生活|
摘要: 收入安全感 - 收入安全感的背后(图) “月收入7500无安全感”的背后 据说，在北京，月收入7500元的人，每个月除去租房、饮食、交通、通信、上网、水电等基本开销后，所剩不多，缺失“安全感”。甚至有的税前收入1.5万 ...
收入安全感 - 收入安全感的背后 “月收入7500无安全感”的背后
据说，在北京，月收入7500元的人，每个月除去租房、饮食、交通、通信、上网、水电等基本开销后，所剩不多，缺失“安全感”。甚至有的税前收入1.5万元的人，也觉得连“小康”都达不到，感觉身边的人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
月收入7500，全年即在9万，已超过北京人均GDP约一万元。但是，GDP的极速增长，却并未让民众获得安全感、幸福感。北京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只为人均GDP的40%，3.2万左右。那些更多的月入远低于7500的人，面临相对更为沉重的生活负担，他们的安全感又如何呢?
收入安全感 - 收入安全感的背后 民众的感受总是个体的，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科学的数据调查为支撑。但是，当这种感受引起许多人的共鸣时，很难说这种感受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有人说不敢逛商场——极普通的衣服也是动辄一两千元，上点档次、有点品牌的没个四五千下不来，想要穿出点儿感觉，手一松一个月工资就没了;有人说不敢开车，油太贵，车简直成了吃钱的老虎;有人说饭店吃不起，更请不起……这些生活的点点滴滴，最后汇总到口袋里就是一个总开支，出紧逼而入不增，生活的安全感、幸福感能好到哪里去?
每个人实际生活的各种开销所以居高不下，在于总体生活成本过高。诚然，不同收入等级的群体，都有不同级别的商品供应，但是引领生活成本向高处攀升的，是收入较高群体的带动。简单地说就是，这些生活的普通商品，你消费不起，但总有人消费得起，那么它们的价格就是以消费得起的人为基准。相反，如果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大，整体上在一个层次，总体生活成本就会比较稳定。
月入7500的人也无安全感，源于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过大的实际，“较富裕人群”的生活消费取向，总体上提高了城市生活成本，他们的生活适意，挤压了社会庞大群体的生活安全感。而“极富人群”的消费则更多趋向于奢侈领域，反倒与普通民众的消费领域不相叠。从实际情况看，这个“较富裕人群”恰恰是在工资收入中居于顶端的群体。对于月入一万的人来说，月入百万千万的人不会进入他们的生活消费圈，但是月入四万五万的人却大多会在他们的生活消费圈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增加居民收入应当不遗余力地坚持下去，同时，我们更要缩小贫富差距、收入差距过大的鸿沟。
著名经济学者陈志武曾有一本著作《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这个问题，大概算是国人自古遭遇经济困境的一大天问。如今，世易时移，无论是从数字统计还是从奢侈品消费盛况来看，国人似乎都已经摆脱了“不富有”的困扰，有时甚至成为“钱多人傻”的代名词。但可支配的钱多了，内心未必就能获得笃定的安稳。那句“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疑问尚未完全解答，“我们为什么富有了却不幸福”，反而成为新时代的天问。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某商场财务部门中层管理人员毛女士，每月税前收入约为1.5万元。在她看来，自己的工资水平连“小康”都达不到。她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为“挣钱”而奋斗着。“北漂”小姚也表示，自己税前收入约7500元，但每月积蓄不到2500元，生活在北京让他没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给加工资，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人们普遍有一个疑问，北京人均GDP已达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为什么生活于北京的“我”还是不富裕?
这样的焦虑与疑问，恐怕并不仅存在于北京。对许多身处都市，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奔波的人们而言，怎样获得一条
安全的底线，怎么达到一种对未来稳定的预期，显然越来越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
尽管北京、上海去年的人均GDP已经接近富裕国家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北京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超过了12276美元的“标准线”。但硬币的另一面却是，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人均GDP的约40%，比一些富裕国家至少要低10个百分点(据中新社)。这其实也是在说，人们拿到手上可供支配的收入，远远不如GDP的账面数字美妙。
另一个与GDP及公众消费观感有关的数据分析则是：税收增速高于GDP增速。比如，高比例、大规模的间接税通过商品价格向全社会转嫁，使税收与物价呈现高度关联状态，这种大众税，也成为人们日常消费难以承受之重。除此之外，房子、医疗、教育、养老……哪个生活话题拎起来，都足以让茶余饭后的讨论变得滞重难言。
或许，正是这种沉重税负下，不仅让人们无法从税负的二次调配中感受到制度的公平，反而要遭遇隐性剥夺，令幸福感被吞噬;或许，正是这种低福利下的不确定，让人们无法从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必需品中，享受到公共福祉，却反而要为之支付额外昂贵的社会成本，甚至要用一生的财富做赌注;而权力寻租、监管无力、制度漏洞、从消费到公共话语的权利缺失……如此种种，都在加剧着人们的不安全感。
的确，人们可以从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取更多财富，但缺乏福利兜底，更多额外的社会成本对财富的无情消解，都令“因病返贫”、“一套房子消灭一个百万富翁”的故事，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隐忧。这种压力之下，“没有安全感”，不是一种群体心理失衡，而是切实困扰下，人们面对未来人生的集体困惑。
物价敏感人群由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阶层扩展，影响类型由生存型向发展型扩大。原本属于“社会稳定器”的中等收入人群生活质量下降，不安全感加重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冀吴涛
“每月工资约为4000元，给家里寄1000元，吃饭开销约1300元，单间房租650元，交通、通讯等费用要200多元，卫生洗涤化妆等日用也要几百元。”在广州众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作的王苗利最近几个月大幅削减开支，尽管如此，给《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算完自己的开销账后还是懊恼不已，“我是真正的‘月光族’，一毛不剩。”
这一轮物价上涨，联合利华涨价、出租车费涨价、可乐涨价，很多快餐店、西餐店都跟着涨价，而这些都市生活习以为常的消费，现在顿时让城市小白领们压力陡然增加。”王苗利以自己举例道，以前每周一次的朋友聚会改为每月一次了，自己尽量不埋单;每周一次去商场购物也缩减为每月一次;打电话尽量用公司电话，自己少花话费，“虽然现在的房租已很便宜，还计划再去找更便宜的房子。”
2009年以来，我国物价持续上涨，直至今年6月份CPI再创新高。尽管首当其冲的是低收入人群，但也使得物价敏感人群正在向中等收入人群扩大。一方面，由于本轮涨价的品种，如成品油、出租车、鲜瓜果、家禽、鲜蛋、鲜奶、快餐、服装、房租价格等，都是城市白领的集中消费区域;另一方面，这一人群的家庭资金链脆弱，而近期密集出台的提高住房按揭首付比例、提高房贷利率等政策，普遍累及中等收入人群。
“缩小收入差距，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提低扩中限高’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原则。”采访中，社会研究人士指出，国家应启动对这一群体收入和经济状况、社会心态的调查研究，梳理近两年来出台的各项政策法规对这一群体的冲击程度，今后在出台各类政策时，要注意不能“误伤”这一群体，在制定新政策时对这一群体予以保护，“目前舆论中的‘意见领袖’、信息发布活跃者多为白领阶层，有引导舆论的条件、能力和手段。而他们的负面心理和对抗情绪，对未来政府的行政和管理将是很大的挑战。”
CPI催生“iPod一族”
在广东省燃料公司工作的蔡文雅月工资4000元左右，勉强已算中等收入人群。她告诉本刊记者，“以前买菜很少看价钱，也很少看关于物价的报道和信息，但现在不仅看新闻报道，还通过网络等其他渠道关注涨价情况。只要有物价的信息，我都会高度关注，尤其是对于自己经常要消费的产品。”
这一感受与统计部门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据广东调查总队调查，5月份，广东食品类的16个种类中，有14个种类同比上涨。其中，鲜瓜果价格上涨17%，家禽价格上涨16.6%，鲜蛋价格上涨15.4%，这些都是白领阶层的日常消费量较大的产品。而且5月份广东私房房租价格上涨13.3%。由于房租基数大，增支的绝对额也大，对于租房居住的年轻白领更是巨大的负担。
面对通胀引导造成的生活压力，白领们借用美国苹果产品iPod，把自己自嘲为“iPod一族”：即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税负重(overtaxed)和高债务(debt-ridden)。在“iPod一族”看来，CPI连创新高，主要“推手”是食品。
通常以为，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中，日常消费品对城市白领影响不大。但是，本刊记者此次调研发现，此轮物价上涨中，水果、禽蛋、牛奶、快餐、交通、洗涤化妆、服装等日用品，教育培训支出，都在悄然走高。而恰恰是这些产品，在白领消费中占大头。但由于它们在CPI中权重较轻，其价格增长过快却不像粮油、猪肉那样受到政府高度重视，甚至根本没有进入政府视野。
比如，成品油涨价影响有车族，出租车提价影响打车族，洗涤化妆品提价影响爱美族，快餐提价影响“朝九晚五”族，房租提价影响租房族，医疗保健品提价影响养生族，图书和教育培训费提价影响充电族，房贷利率提高影响“房奴”，个税调整影响中高收入纳税族
据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调查分析，2010年广东居民对个人生活状况评价，较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还要低满意度下降了7.1个百分点。同时，认为当年生活状况有改善的比例较2009年减少了6.8个百分点。月收入6000～8000元、8000元以上的两类人群，对当前物价表示“不能承受”的，分别达到18.9%和18.4%。多达57.1%的人明确表示提高出租车燃油附加费后减少搭乘出租车。
所有这些正在不断暗示，物价持续上涨，使物价敏感人群由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阶层扩展，影响类型由生存型向发展型扩大。这对医疗健康和个人用品要求较高、较多使用娱乐文化用品和服务产品、处于发展型消费的城市白领群体来说，影响已经很明显。
中等收入者的“低收入心态”
物价不断攀高导致不少人“囊中羞涩”，这不仅带来了居民消费数量、层次的下降以及消费方式的变化，而且可能使中产阶层减少，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本刊记者已经感受到了不少细微变化。
居民日常性消费行为趋向“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对广东地区2000多名居民的抽样调查发现，高达八成受访居民预期2011全年当地物价“明显上涨”或“有所上涨”。其中，预期“明显上涨”的较2009年大幅上升近20个百分点，高达63.9%的人表示有打算压缩日常消费支出。
教育学习等素质提升消费及文化、娱乐等发展型消费行为受到抑制。在广州一家物流公司工作的魏光告诉本刊记者，他月工资3000多元，因为英语比较差，他曾参加过一些培训班，以提高自己的英语，但近几个月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花销，已无财力去承担培训费。蔡文雅也有同感，“物价上涨之前每个月能余下1000元左右去
旅行。现在这点结余都被涨价‘吃’掉了。”
购买力下降导致中产阶层消费方式发生新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网购和团购的日渐流行。现在，许多城市白领不得不放下身段，像街坊大妈那样光顾地摊、流动摊贩。
“物价上涨造成的生存环境变化还带来了心态失衡问题。”研究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城市白领一族原来属于对价格不太敏感的群体，然而本轮物价上涨却引发了他们焦虑、悲观、失望等负面情绪，“尤其是其家庭收支链十分脆弱，‘月光族’、‘负翁’十分普遍，其心态动荡暗藏重重隐忧，甚至造成其安全感缺失、被剥夺感加重、价值观改变。”
寻找“负收益时代”安全感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今年以来，随着居民消费物价持续上涨，银行存款已进入负收益时代。而当前城市白领经济状况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手停口停”：工作时高收入，一离职颗粒无收。职场竞争激烈，稍一松懈很容易被后起之秀甩下，智力、体力严重透支。
比如，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是在多少岁前实现“财务自由”：挣够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的钱，轻松洒脱地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但高收入养成的高品质生活习惯，一旦遭遇政策变化、通胀等不确定因素，大部分人很难找到“无忧感”，也就找不到“够”的感觉，从而对“以辛勤劳动换幸福生活”的价值观产生怀疑。
36岁的叶石健是广州一家美资建筑设计公司的设计总监，税前年收入50万元。让人意外的是，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也不感到轻松，“个税调整，我们是加税对象。每月个税8000元，辛辛苦苦，两三成收入交了税。接下来可能实施的房产税、遗产税，对富人来说无关痛痒，实实在在承受负担的是白领。”
事实上，城市白领是通胀造成个人财产缩水的“重灾区”。为了应对通胀，让个人财产保值增值，白领冲杀在各种投资理财领域，炒股、买分红型保险、买银行理财产品但近两年来，股市行情如“过山车”，个人资产找不到“避风港”，可以说是“不投资理财，存银行看着贬值心慌;投资理财，看着市场行情涨涨跌跌心更慌”。
叶石健说：“物价上涨对白领造成的压力，与其说是经济层面的，不如说是心理层面的。就是一种被剥夺感，一股莫名的愤怒，觉得这种被剥夺是政策造成的。经济政策不稳定，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广东地区民众对“物价水平”的不满意度已经从2002年的18.9%上升至67%，9年之内增加了48个百分点。
物价上涨使白领群体深感压力的同时，其价值观也受到冲击，薪酬成了白领择业的最重要取向。王昱从中山大学计算机系毕业3年，已换了5次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换工作只是为了更高的薪酬。会仅仅为了多一千元的月薪而跳槽。”
与此同时，出国移民成为白领讨论较多的话题。许静原在广州一家媒体工作，现已辞职，正在办理出国移民手续。她向本刊记者表示，“物价上涨，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刚刚初步积累财富的白领群体，还没来得及享受幸福，又要应对高物价的压力。国外有很多保护白领的举措，出国可能是我们过上轻松幸福生活的出路。”近年来，国外移民机构也瞄准中国这个精英层面，尤其是今年以来，手机上的移民信息多过房地产信息。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认为，社会的惯性更加容易支持最底层的民众，而城市白领的利益不容易获得社会同情，其所面临的困难容易被忽视。因此，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提低扩中限高”是我国调整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国家应重视城市白领层面的心态变化。”
他建议，可适当考虑加大对白领阶层的跟踪关注和调研，梳理当前白领阶层的心理状态和已经出台的各种调控措施及其对白领阶层的影响，积极疏导负面情绪，并在未来出台有关调控政策时，将政策对中产白领阶层的影响纳入考量，避免出现政策“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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