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石钟山石窟拍摄记
2012-4-12 16: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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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钟山石窟，是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始终绕不过去的门槛，从中可以反映出当时的佛教信仰在这个民族中的普遍，上至国王贵族，下至普通民众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而王者和佛的造像并列，说明当时（大理国时代）王权和佛教信仰是多么的紧密联系，反映了当时政教合一的一种统治特色。
1、 始于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张锡禄教授和鲍波老师的因缘，二位善知识欲联合出版一本《白族佛教密宗神祗图集》一书，准备将云南地区所有遗存的白密之佛、菩萨和护法造像逐一拍成图片，并从艺术角度解读这一伟大的佛教传承，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尝试，鲍老师找到我，请我一同去，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美差，自然随喜。
张教授和鲍老师根据出土文物和石窟造像的分布，制定了一个拍摄计划，大理地区最重要的拍摄地就是位于剑川县石宝山风景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钟山石窟”，以及金华山的毗沙门天王造像。
刚好石宝山金顶寺观音塑像落成，7月19日举行开光典礼，两个月前就收到住持白密阿吒力法师赵绣锦的邀请。
因此，我建议把拍摄时间安排在7月17日至19日，这样既可以拍石窟造像，也可以拍到白密阿吒力法师和白族信众们举行的法会仪式。加上最近大理海东罗荃寺的罗荃塔即将落成，准备恢复成白族佛教密宗道场，牵头复建罗荃寺的居士请我给予一些建议，罗荃塔身的佛像和护法以及曼荼罗的布置需要符合白密的传统，我尽管有一些想法，但需要与历史进行验证，只能去白族祖先们留存下来的石窟里寻找证据。
就这样，我安顿好家人，17日下午，就和鲍老师和他的儿子鲍通一起往石宝山，我们先去了位于剑湖南面出水口处的“海门口遗址”参观，据说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甚至比中原殷商青铜文明还要早一些，这可难住了来主持考古的专家们，和三星堆文明一样，这也许又是一处早于华夏文明的历史见证，因此至今考古报告还无法整理出来，学术研究，如果没有充分的独立和自由，是难以得到真相的，而这恰恰是当下的中国极其缺乏的一环。
海门口遗址已经被水淹没，附近杂草丛生，苍蒲长得出奇的茂盛，天飘着连阴雨，遗址无人看管，简陋的大门紧锁着，我们在路边望了一眼，就离开了，真难想象在四千年前的剑湖，竟然孕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文明。
2、
按照原来的安排，我们先到了沙溪古镇去找赵绣锦法师的姐姐拿参加金顶寺开光典礼的请柬，这样能免除每人50元的进山门票。
下午17点左右，我们在沙溪地参厂拿到了请柬，喝了一泡普洱生茶，就往石宝山赶去，按照我们的计划，17日和18日，两天拍摄石窟，19日参加开光。因此我们得先到石窟所在地石钟寺去住下。从大理出发前，张锡禄教授已经和石钟寺文物管理所的尹所长联系过，还得先到文管所报到。
凭着请柬的证明，我们没出门票就进了山，在雨雾中沿着盘山公路到达石钟寺，已经快19点了。尹所长迎出来，在客厅里寒暄几句，安排我们住下，由于石钟寺在整修房屋，工作人员给我们铺了地铺，尹所长还一味地表示歉意，说条件不好，怠慢了尊客，这令我们有点不自在，这比起我们在鸡足山纪录片的住宿条件，已经非常之好。
石钟山海拔2500米左右，石钟山石窟就坐落在山谷中，在一片丹霞地貌生成的石壁上开凿而成，分为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三个片区，开凿于唐南诏和宋大理国时期，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值得庆幸的是，石窟竟然在文革中幸免于难。
被当成重点文物后，石钟寺就没有僧人住持，改为石钟寺文物管理所，原来一年一度的石宝山歌会也从石钟寺迁移到几公里外的宝相寺举办。
石钟山石窟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是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文化和典章制度重要的资料，也是研究东亚地区佛王信仰制度的重要文物，被誉为中国十大石窟之一，金庸先生曾赞之为“南天瑰宝”，在学术界有“北敦煌，南大理”之称。
安放好行李，我们连夜就开始工作起来，鲍老师确定了夜间拍摄的思路，用电筒光来作为光源，相机是产自日本的“GH2”型，我当然不懂，只能打打下手。文管所的尹所长也来帮忙，还叫来了段老师和段师傅参与。
尹所长说，根据文物管理法，是不许随便拍摄的，但是如果是学术研究，可以例外。
在浓墨般的夜色中，雨一直绵绵的下着，我们从第一窟开始拍摄，拍了两个多钟头，就收工休息，效果很好。尹所长掏出几瓶啤酒，在客厅里一起喝酒，尹所长听说我是佛教徒，便和我就石窟的造像谈开来，他的许多观点我是认同的，他担任所长快两年，是地道的白族，剑川马登人，我曾经无数次经过他的家乡，那里种植的稗子和苹果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谈了近两个钟头，睡下去时，已是凌晨两点。
3、
海内外诸多的学者都曾经研究过石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提出了诸多观点，有些甚至是怪论奇谈，尹所长提出，如果要深刻认识石窟，需要对《南诏中兴画卷》和《大理国梵像卷》对比研究，才可能接近真相。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综观整个石钟山石窟群，与画卷所体现的内容基本一致。从阿嵯耶观音造像到大日如来海会，可以看出佛法在南诏大理国发展脉络。
从石窟的造像可以看出，大理的佛教受到印度、藏传、和汉传的影响，糅合了白族本土巫教而形成的一支独特教派，因本尊修习法门而演化的佛王信仰制度是白密的重要特征，其次白密在修行次第上显密并重，对道家和儒家思想也有吸收，是一个极其世俗化的教派。
石钟山石窟其中最神秘的部分就是第八窟女性生殖器造像，一个巨大而粗糙的女阴，四围是佛、菩萨、护法围拱，这一石破天惊的手笔令人震撼，有学者提出女阴代表胎藏界法身佛，也就是大日如来，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其他有南诏诸王的造像群，如果了解密法修行的人这样的现象并不会感到奇怪，这就是佛王信仰制度的生动再现，正因为这样的一种信仰文化使然，大理国国王纷纷出家为僧，从世俗政权领袖到精神领袖的跨越，相比受到儒家文化浸染过度的内地，确实要自然得多。
4、
18日，清晨起床，文管所的段师傅准备了可口的面片汤，他做辣椒面的手艺一流，正因为辣椒面的诱惑，我这个几乎对面食不感兴趣的人也划拉了一大碗。吃完后，在尹所长和段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去拍摄对面狮子关片区的石窟造像，从石钟寺下来，穿过一个近三百米深的山谷，沿途铺了石板路，长满了青苔，树丛中鸟雀和鸣，大雾满山，雨声不断，游人很少，真是一方清净刹土。
尹所长介绍说，山谷里原来也有很多石窟造像，明人李元阳曾在游记中提及，当地白族野老也有口传记忆，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联合考古队曾经在这一带进行过细致的考察，没有找到这些记载在文献上的石窟。后来也许是时间太久，山洪和泥石流淹没了这一切，
越过泉水叮咚的谷底，就到一处被称为波斯人造像的石窟，一旁卧着一具狮子的石雕，我们拿出随身携带的《大理国梵像卷》复制印刷品一对比，这波斯人和狮子在画卷里有原型，是阿嵯耶观音的随从和护法。另一窟是梵僧观音菩萨的造像，一位印度风格的僧人，跟着一条狗。这窟造像曾经在没有佛法的近代被当地人当成“酒醉鬼”，饱受人们的石头抛击。
拍完梵僧阿嵯耶观音，还有一窟被命名为“全家乐”的南诏王细奴罗全家造像，王者和眷属端坐如仪，周围是菩萨和护法围绕，端严宝相。据说这窟曾经被荆棘和藤蔓淹没，后来是经过牧羊老人的指点，考古队才得以发现，这样的因缘真是不可思议。
拍完“全家乐”造像，已经是午饭时间，我们吃过午饭，尹所长建议去沙登箐片区拍摄，沙登箐片区有四窟造像，分别是大黑天神、毗沙门天王，弥勒佛和弟子，阿嵯耶观音，弥勒佛和阿弥陀佛造像。四个石窟分布另一个山谷里，下面就是富庶美丽的沙溪坝子，这个南方丝路上的历史悠久的小镇，保存了最完美的马帮建筑和白密佛教壁画，逐渐广为人知。
尹所长、鲍老师、我三人顺着铺好的石板路，走了近三公里的路，到了沙登箐，四窟造像逐一拍过，其中阿嵯耶观音像开凿于大理国时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尊石雕阿嵯耶观音像，弥勒佛、阿弥陀佛造像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窟，石窟题记显示开凿于南诏天启十一年，公元850年。大黑天神像左半脸已经在2002年脱落，碎片现保存在剑川县文管所。这一带分布着优质的红砂石，曾经被弄成采石场，后来当时县委书记段介出面干预，石窟才幸免于难。
之后，冒着大雨去拜访了兴教寺，兴教寺因壁画而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文革时期，壁画被当地老百姓用牛粪覆盖，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寺院后来在国外建筑基金会的支持下重修，大殿内供奉贴金五方如来石像，没有僧人住持，成了沙溪寺登街管委会驻地。
18日夜，回去拍石钟山一至八号石窟群，六个人，打了好几支电筒，鲍老师根据摄影要求进行了创造性的布置，拍出来的照片令人震惊。第一窟到第八窟分别为：南诏王异牟寻议政图、南诏王阁罗凤出巡图、地藏菩萨、华严三圣、维摩诘说法图、明王堂（大日海会）、甘露观音、阿央白。
凌晨一点，收工。
5、
19日，观音菩萨圣诞，天突然放晴，阳光明媚，辞别了文管所的老师们，我们驱车去参加金顶寺的开光法会。
金顶寺原名佛顶寺，建在佛顶峰山肩，创建于明朝，一度香火繁盛，曾经有百余僧众常住，为滇西名刹。后来遭兵火，文革中受到破坏，现在有白族佛教密宗阿吒力法师们住持。
来自各地的白族信众齐聚金顶寺，主持开光的是阿吒力的法师们，还有各村寨莲池会的信众，大概有两千来人，剑川县民宗局、文体局、旅游局、石宝山风景区管委会的领导俱来参加。
开光法会气氛热烈，现场有些凌乱，但在凌乱中可以看出佛教对于这个民族的巨大感召力。石钟山石窟佛像大都出自这些人的先辈之手，从古到今，几千年来，一直在这深山里薪火相传，未曾断灭，作为这个民族的后人，这些场景一直是我熟悉的，从小就在白族老人的诵经声里成长，被大人带着去参加各种庙会，长大后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个人，对文化继承和发扬需要坚定的信心和行动，甚至需要持之以恒的执着。
吃完午饭，和剑川县民宗局的领导做了一次短暂的交流，我们就启程去金华山拍开凿于大理国时期的毗沙门天王造像，晚上9点钟，拍摄圆满结束，乘着星光回家。
沙登箐弥勒佛和阿弥陀佛造像，开凿于公元8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