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中的龙门石窟

　　在龙门带团的时候经常会有游客认为龙门石窟是在文革期间破坏的，虽然我们知道龙门在文革期间并没有遭到破坏，但是我想却大多数同行都不了解当年发生了什么情况，使得龙门—这座世界石刻的宝库得以保留下来......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陷入大动乱之中。8月18日晚，北京数千红卫兵聚集在故宫神武门前，企图进入故宫进行大规模“破四旧”行动。幸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关闭故宫，因此，故宫得以幸免于难。但是，8月19日开始，“破四旧”运动横扫北京全城[2]。8月22日，北京市文化局迫于形势，向文化部提交《关于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的紧急报告》，提出红卫兵“要求拆除全市所有佛像问题，我们意见，除少量有特殊价值的采取封闭、迁移的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外，原则上都可以拆除”；“北海团城的玉佛、碧云寺五百罗汉、卧佛寺的卧像、法海寺的壁画，文物价值较大的艺术品，能转移的转移，不能转移的就地封闭。但如果群众坚持清除，解释无效，我们也将支持群众的要求”[3]。8月22日、23日，广播电台、报纸都宣传报道了北京红卫兵的行动，随即，全国各地普遍发生打砸文物的狂潮。这股狂潮，迅速波及洛阳，并且于8月下旬达到高峰。

　　8月26日，白马寺村的大批村民，在村干部率领下，以破四旧的名义，气势汹汹地闯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东方佛教“释源”、“祖庭”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采取大规模打砸佛像和焚烧经书的“革命行动”。位于郊区关林的洛阳市第八中学、位于龙门的洛阳市第十四中学的大批红卫兵，也以破四旧的名义，闯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龙门石窟，准备采取“革命行动”。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跑遍整个龙门石窟，辨认他们认为是反动封建遗毒的一尊尊佛像。他们用粉笔在许多佛像上写了“砸”字，准备采取大规模的砸毁行动；并且在当时保存经书的宾阳洞前库房的门口，写上了“烧”字；然后向龙门石窟保管所的同志强行要走了库房钥匙，返回学校去取砸烧工具。大规模破坏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瑰宝——龙门石窟的激烈行动，即将开始。洛阳市文化遗产损毁历史上，最惊世骇俗的一幕，眼看就要发生了。

　　在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下，白马寺和龙门石窟保管所的同志们，成为严重弱势的一方。他们面对大群激动昂奋、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面对这些响应号召、以最革命的名义来造反的中学生，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忧心如焚，却不能、也不敢进行制止，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狂热的人们肆意妄为，自己却束手无策。他们最后只好用电话向市文化局、向洛阳市委报告。在这危急万分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表现出保卫祖国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接到告急电话后，他们立即设法采取紧急措施。由于当时洛阳市政府机关在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冲击下，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洛阳市委又无权调动军队；万般无奈之中，中共洛阳市委书记吕英急中生智，决定采取“以红制红”的方法，联系洛阳市的最高学府——洛阳农机学院（即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的红卫兵出面制止。事后证明，这在当时是非常聪明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8月27日上午8时许，洛阳农机学院接到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的电话，传达了市委书记吕英要求洛阳农机学院师生出面保卫龙门石窟和白马寺的紧急通知。当时洛阳农机学院与全国的高校一样，早已在6月份就停课，专门进行“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学校党委和学校行政部门都已经被运动冲击而瘫痪，许多领导、教师已经被批斗和游街示众；中共洛阳市委6月份派来的工作组，也于8月初被打倒，在接受批斗。学校当时成立了高年级学生为主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有二系热处理专业1961级学生和冠中，毕业后曾任河南省浚县国营农场党委书记、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成员有二系热处理专业1964级学生高增伏，毕业后曾任洛阳工学院院长助理、湘潭机电专科学校党委书记等），负责运动的进行。因此，这一场保卫洛阳龙门石窟的重大行动，完全是由学生们组织、完成的。他们接受了中共洛阳市委的这个不寻常的电话通知，作出了惊人地迅速的反应。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冠中与副主席李治林（学生，毕业后曾任洛阳工学院处长）、秘书陈玺（原校党委秘书）等人迅速交换了意见。他们没有片刻犹豫，立即承担起责任，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打开学校广播系统，向全校师生员工紧急通报。大喇叭的广播声，迅速传遍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官方报道：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８点钟左右，我刚刚吃过早饭，正在校园内浏览张贴的大字报，突然听到学校广播里传出紧急通知，大致内容是说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即将遭到破坏，号召师生们前去保护。我来不及多想，一路小跑，登上了停在学院门口的大卡车。记得当时学院出动了所有的交通工具——几辆大卡车和大轿车，许多学生的胳膊上佩带了印着“红卫兵”字样的红色袖标，大家的表情紧张又严肃。我们兵分两路，分别赶往龙门石窟和白马寺。郝杨满说，“这时，还有许多没能挤上车的同学，飞快地奔跑着拦截公共汽车，说明情况后，司机和多数乘客都很支持他们的作法，满载着这些同学一路风驰电掣般地开往龙门石窟，中途都没有停下。”

　　龙门石窟危在旦夕

　　说起当时的场面，郝杨满显得很激动，他说：“大约９点，我们乘坐的两辆大卡车抵达龙门石窟。满天浓重的阴云，黑压压含雨欲落，伊水无波，千佛止笑，似乎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当时石窟中部分佛像已被人用粉笔写上了‘砸’字，保存经书的宾阳洞前库房门上也被贴上封条，并赫然写了‘烧’字，情况十分紧急。那时的龙门石窟没有大门，景区是一条自由通行的道路。学院的上百名师生立即排成人墙，封锁了石窟南北两头的路口，严禁任何人进入。在宾阳洞对面的房子前，忧心如焚的龙门石窟文物保管所同志介绍了情况，得知是洛阳某中学的部分中学生以‘破四旧’名义，准备砸毁石窟的石刻造像，并烧毁宾阳洞中所藏的经书此时这些学生已经回去准备砸烧工具。龙门石窟危在旦夕。”

　　艰难的谈判

　　“经过紧急磋商，我们学院的师生决定留下一部分人坚守在石窟，其余的赶赴洛阳某中学。到达后，我们立即分成数十个小组，顶着当头的烈日，在学校的操场上分别与中学生进行谈判。这是一次极为艰难的谈判。”郝老师说。

　　“中学生们手拿最新的报纸，诵读着上面充满煽动性的话语，一个个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声称‘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封建余毒’，‘那些佛像，都是地主阶级、封建王朝、反动势力的象征’。他们坚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要‘革那些封建的残渣余孽的命，造那些封建迷信的反’。我们耐心地对那些有恃无恐的中学生进行了说服教育，并讲述了保护龙门石窟的重大意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终于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鲁莽，纷纷表示不会破坏龙门石窟，并交出了宾阳洞库房的钥匙。”郝老师讲述着，仿佛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说：“谈判以胜利告终，我们一个个精疲力尽，拖着疲惫的脚步，离开了洛阳某中学，直接坐车赶往白马寺，谁料晚到了一步，寺内所藏的部分经书已惨遭焚毁。来不及下车，我们又立即掉转车头，赶回龙门石窟。随后，上午直接前往白马寺的那一路师生，也赶到龙门石窟会合，使守卫在龙门石窟的洛阳农机学院学生多达３００余人。”

　　领导慰问信心倍增

　　据郝老师回忆，当日下午近５点钟，市委副书记朱轮一行来到龙门石窟，看望并慰问了坚守在龙门石窟的洛阳农机学院师生。他走上一个个洞窟，与师生们一一握手，他动情地说：“感谢大家保护了国家文物，你们功不可没。向农机学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向农机学院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致敬！”

　　直到此时，大多数学生还都没有吃午饭，他们忍着饥饿，坚守在龙门石窟。１８时左右，洛阳农机学院派人给同学们送来一些馒头和稀饭，大家纷纷蹲在龙门石窟的门口，吃完了这顿简单而又特殊的晚餐。

　　轮番守卫枕戈待旦

　　当天晚上，学院的部分师生随送饭的卡车返回学校，而郝杨满与其余４０多名学生一起，在龙门石窟留守。他们在狭窄的石窟保管所办公室，在潮湿的洞窟里，铺上报纸，垫上稻草，和衣而眠，枕戈待旦。

　　在千万尊已屹立千载的精美绝伦的佛像前，他们静静地盼望着、守侯着，直到曙光降临，旭日东升。８月２８日一大早，学院又给这些留守的学生们送来了早饭，在替换他们的另一批师生到达后，郝杨满等人才回到学校。

　　从这一天起，洛阳农机学院的学生们，克服食宿困难，轮流在龙门石窟驻守。据《洛阳市志》记载，“洛阳农机学院学生进驻龙门石窟，住守一周日夜看守保护，使文物未受任何破坏。”

　　郝杨满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很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已淡忘，但在１９６６年那段沉重、灰暗的岁月里，８月２７日保卫龙门石窟的行动，始终闪烁着灿烂夺目的光芒……

　　摘自：中共河南科技大学委员会校报电子版河南科技大学报 - 第101期(2007-03-23) - 第03版

　　陈继元老师说：我今年７２岁了，是学校最年轻的离休干部。解放战争的１９４９年１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入了党。解放后奉调到北京航空学院工作。１９６３年，组织上和我谈话，征求意见，有两个地方供我选择，一个是西安市二炮的科研所，另一个是洛阳农机学院。我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到洛阳农机学院。理由有三条：一是我的母亲老家在河南许昌；二是洛阳有龙门石窟，非常了不起；我抗日战争中到过洛阳的嵩县山区，知道洛阳的风光很美丽；三是洛阳是一个新兴的重工业城市，有一拖、洛矿、洛轴等特大型企业，建设得也很好。我调到洛阳农机学院后，经常到龙门石窟去游玩，每次都要在奉先寺的大佛前，抱佛腿，玩得很开心。龙门石窟，确实是洛阳的骄傲。

　　保护龙门石窟的前两天，我从湖南回到洛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

　　８月２７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上午９点钟左右，我正在校园里看大字报，忽然，校园里的高音喇叭里反复播送着紧急通知。红卫兵战友们：有紧急情况，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冲进龙门石窟和白马寺，要砸毁文物。红卫兵小将赶快到学校大门口乘车，抢救历史文物。我刚从湖南“四清”回来，还不是红卫兵，当时我已经３１岁了，也不算“小将”，但我想，我是共产党员，当过革命军人，又是政治辅导员，龙门石窟是祖国的瑰宝，保护龙门石窟人人有责，我当教师的，也有这样的责任，应该去。我也不再考虑那么多，赶紧随着学生们向学校北院大门口跑去，只见大门口向东，大约有六、七辆解放牌大卡车沿西苑路向东一字儿排开，快到南院大门口了。我和同学们一起蜂拥而上，爬上一辆大卡车。同学们右臂上带着红卫兵袖章，车前面的同学举着红旗。人上得差不多了，汽车鸣着喇叭，加大油门，一路狂奔。当年，洛阳大路上汽车不多，路口也没有红绿灯，汽车如风驰电掣一般，开得飞快。大卡车两边的车帮不高，大家都蹲下来，手抓住车帮，中间的同学互相拉扯着，生怕从汽车上摔下来。我们不知道汽车是去龙门还是去白马寺，大家也都不问。汽车一路不停，直达龙门桥南的花坛喷泉池旁停了下来。我和同学们跳下车，分头跑步到龙门南门、北门和景区中间，保护龙门石窟。北门最重要。留下的人最多，我也留在北门。大家手挽着手，排成人墙，态度严肃，严阵以待，不准任何人进入龙门石窟。

　　说到当时是否还有其他教师。陈继元老师说，当时的洛阳农机学院比现在小多了，教师只有１００来人。教师中，有所谓历史问题、家庭成分问题的不少。文化大革命初期，绝大部分教师都受到了冲击、批斗，正写检查，都不是红卫兵。广播一响，出去保卫什么，他们是不敢冲锋在前的。我是党员，当过兵，是政治辅导员，参加“四清工作队”刚回来，又年轻，没有什么思想包袱，所以我敢去。其他教师参加没有，我没有见过。

　　我们赶到白马寺增援，为时已晚

　　大约２点左右，一位负责人模样的人来到北门口，大声对我们说：“现在有一批人要冲进白马寺，砸毁佛像，烧毁经书，情况非常危急，这里留一部分同志，其余的红卫兵小将，跟我上车，去白马寺增援，快！”有两辆卡车就停在路边，大家又立即上车，大卡车又鸣着喇叭，加大油门，向白马寺一路狂奔。大约３点钟，我们赶到白马寺，汽车停在白马寺门前的石马边上。只见白马寺大门里的院子里，正冒着浓烟，经书已经被烧，泥塑的佛像已被打毁，我们来晚了。我们从汽车上跳下来，站在白马寺大门前，看着眼前的情景，感到特别愤怒。同时也为没有尽到责任而愧疚。

　　重返龙门石窟，直到天晚

　　大家下定决心，绝不能让白马寺的悲剧在龙门石窟重演。于是，马不停蹄，又爬上汽车，驱车赶回龙门石窟。这时已是下午４点多钟了。我们依然留在北门口，手挽手保护龙门石窟。大家中午没吃饭，也没人说饿。一直到晚上６点左右，学校派一辆汽车到龙门石窟给我们送饭，大筐的馒头，铁桶的稀饭，还有一些咸菜。同学们都围上来，蹲在地上吃饭。我当时也不感到饿，想着我是教师，一天来，见到的全是学生，没有一个教师。现场只有我一个教师，又是共产党员，政治辅导员。应该让同学们先吃。不能和同学们抢着吃饭。同学们吃完饭，送饭的汽车要回学校，一些同学都劝我说：“陈老师，你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奔跑一天了，也没吃饭，太辛苦了！你刚从湖南回来，回家照顾照顾家吧！”于是，我就乘送饭的汽车返回学校，回到家，已经８点多了。

　　陈继元老师最后深情地说：４０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保护龙门石窟这件事，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龙门石窟已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让龙门石窟更加美丽，是我们全体洛阳人的责任。